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康纳曼，于今年3/27过世，享寿90岁。康纳曼从未上过经济学课程，却开创了经济学领域的行为心理学分支，影响经济学领域长达60年。《黑天鹅》作者塔雷伯将康纳曼的著作《快思慢想》，誉为可同列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伟大著作。

传奇人生——犹太家庭，幼时生活于法国

《快思慢想》一书中，对于康纳曼成为行为经济学之父的传奇一生，有深刻的描述。内文指出，康纳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犹太教人，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国。1934年，他的母亲到特拉维夫探亲时生下他。他小时候跟家人住在巴黎，父亲是一家大化学厂的研究主管，事业做得不错。

在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交的自传中，康纳曼提到，长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身为犹太人的童年，以及常常听到父母与朋友之间的闲聊，让他从小对人的复杂性就有了概念，或许就是这种经历让他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

当时，法国犹太人跟其他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一样被送进集中营，死在集中营。康纳曼的父亲有一次被捕，德国人竟以为抓错人，把他放走；康纳曼自己有一次违反宵禁，德国亲卫队员以为他不是犹太小孩，不但开车载他回家，亲切搂抱后，拿出自己小孩的照片给他看，还给他一些零用钱。回到家后，他对母亲曾说过的“人性既复杂又有趣，永远无解”，有了一番体悟。

遇到了一生的合作伙伴特维斯基

他青少年时感兴趣的问题，像是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存在、不捣蛋的理由等等，都属于哲学问题。但他后来发现，相较于上帝存在与否，他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原因让人相信上帝存在；相较于自己对道德的看法，他更感到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让人对是非对错有所坚持。康纳曼接受职业生涯咨询后，心理学成为推荐选项的第一名，经济学则排名第二。

康纳曼1954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入伍服役，退伍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61-1978年在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期间，他遇到了一生的合作伙伴一特维斯基（Amos Tersky）教授，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

康纳曼和特维斯基几乎形影不离，时常漫步在希伯来大学的草地上，坐在小咖啡馆里，或在他俩共同的办公室喝着咖啡，他们总是在交谈，谈论他们共同研究的问题。即使后来特维斯基至斯坦福大学及康纳曼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两人每天还是频繁联系。他们共同奋斗，建立了一套解释人们在危险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判断及决定的理论，与几位先驱者一同创立了行为经济学。

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竟把自己反锁在屋外

2002年，康纳曼与开创实验经济学的史密斯（Vemon L. Smith）教授共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康纳曼的贡献在于，“通过心理实验研究证明『经济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假设不能成立，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进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判断”。但康纳曼却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当他得知自己获奖后，十分激动，竟把自己反锁在屋外，后来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说，“得奖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者的肯定”，在高兴之余，他“还有一点伤感”，因为他长期的研究伙伴特维斯基因罹患皮肤癌，59岁即辞世。他说，“这个奖不颁给已经去世的人，要不然1996年去世的特维斯基博士也应该分享这份荣誉。我觉得这个奖是我俩一起得的。”当被问到如何运用这50万美元的奖金时，康纳曼说，年龄愈大，就愈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我现在的年纪可以让我大赚一笔。”

《快思慢想》——当权威患有「马后炮偏见」，社会将付出代价？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我早就说了......”，生活中总是不乏放马后炮的人。康纳曼在《快思慢想》中提到，实验发现，也许我们都比自己想象的更会放马后炮！当我们采取了对世界的新看法后，将立刻失去提取过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想象你自己在一场足球赛中，两边势均力敌，所有输赢记录都一样，现在球赛结束了，一队赢了，一队输了。在你改正过的世界模式中，赢的那一队比输的队强得多，你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看法都因这个新的看法而改变了。从惊奇中学习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可能有危险的后果。

人类心智的上限是它有这个能力去重新建构已经改变了的过去知识或信念，但是这个建构历程不是很完美。一旦你采取了对世界的新看法，你立刻失去提取过去信念大部分的能力。

许多心理学家研究当人们改变他的心意时，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请选择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你还不确定你要怎么投票的，比如说，死刑。实验者仔细测量人们的态度，然后，请受试者听一段赞成或反对这个主题的辩论。实验者再来测量受试者的态度，他们的意见通常跟所听到且有说服性的讯息更相似了。

最后，实验者请受试者报告他们在没有听到辩论录音带以前的信念。受试者发现很难。实验者是请他们去重新建构以前的看法和信念，结果他们却把现在的写出来了，这是一个立即的替代。许多人甚至不能相信他们原来的想法不是这样。不能够重新建构过去的信念，这会使你低估你对过去事件所引起的惊讶。费希霍夫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展示“我早就知道”（I-know-it-all-along）现象的人。我们把这现象称为“马后炮的偏见”（hindsight bias）。

马后炮的偏见在评估政策的制定者上会产生有害的效果。它使得观察者在评估决策品质时，不是从程序对错来着眼，而变成由它的后果好坏来判定。请看一下一个低风险的开刀治疗，因为不可预测的意外发生，病人死亡了。陪审团倾向于相信这个手术其实是很危险的，叫病人开刀的医生应该要负责任，知道有危险，医生就不应开刀。这个后果（因为病人死了，所以手术是危险）的偏见使得陪审团几乎无法评估这个决策究竟是对还是不对─陪审团应该看，在做这个决定时，开刀这个信念是不是合理的。

马后炮对那些替别人做代理人的决策制定者特别不公平─医生、理财顾问、三垒教练、执行官、社会工作人员等。我们倾向于责怪做决定者，不论那个决定本来是好的，只是执行坏了。即使政策成功，我们也很少给制定者应得的感谢或承认。这里有很显著的“后果偏见”（outcome bias），当后果不好时，顾客通常责怪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看到墙上写的字，却忘记它是用隐形墨水写的，只有在事后才看得见。一个在事前看起来是很谨慎小心的行为，可以在事后被看成不负责任的行为。

曾有一项根据真正法律案件所做的实验，加州大学学生被要求去判断，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市（Duluth, Minnesota）是否应该花很大一笔费用雇一个全职的守桥人去保护市民，因为河水里有许多漂流木会阻挡河水的流动。一组受试者只被提供当时市议会做决定时可用的信息：24%的学生觉得应该请个人来监控河水，第二组受试者则被告知漂流木阻挡了水的流动，造成泛滥，即使这些学生已经被特别告知，不要让马后炮扭曲他们的判断，却仍有56%的学生觉得市政府应该出钱请人来监控河流。

后果愈糟，马后炮的偏见愈大。事后去责怪那些做决策的人会使他们采用保护系统或解决方式，即极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当医疗纠纷使医生被告的机会增加后，医生改变了他们的看病方式，叫你去做各种检查，把更多病人转给专科医生看，用保守的治疗法，即使这个方法没有效。这些动作保护了医生，但对病人不见得好，它制造出利益冲突。

虽然马后炮和后果偏见一般来说培养了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它们同时也给不负责任的寻求风险者不该有的报酬，就好像将军或企业家冒险一赌，赢了。那些一直很幸运的领导者从来没有为他们冒太大的风险而受罚；相反的，他们被认为有前瞻性、预期会成功。那些有理智的人─当时怀疑领导者这样做是否得当的人，现在反而被马后炮的偏见认为是胆小、差劲、没有用的人。一些幸运的赌盘使鲁莽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冠上了皇冠，享受着先知、前瞻和勇敢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