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媒体人—— 杨澜
教会你提出好问题的生存之道
图．文／果麦文化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提问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在三十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二十二年制作《杨澜访谈录》的过程中，提问不仅成为杨澜的职业，甚至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她相信，提问是认知与沟通的语言方法论，同时提问也是一种底层能力。「如何更好地在某时、某地、与某人交谈」的能力是每个人都用得上的。提出一个好问题，改善自己的认知与沟通的品质，甚至改变人生的轨迹。
名人档案
知名媒体人 杨澜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天下女人研习社创始人。她开创了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迄今为止采访过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曾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形像大使，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位中国形像大使，并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
共情于「共同」
杨澜：你为什麽叫贤二啊？
贤二：大家都太精明了，总要有个二的，对不对？
杨澜：那你听过「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句话吗？
贤二：有的，有的。
杨澜：机器僧与人有什麽区别呢？
贤二：机器也好，人也好，到头来，都是空。
2016年，在北京龙泉寺，我与人气颇高的机器僧贤二进行了对话。
在人工智慧的支持下，贤二变得越来越「聪明」，它的聪明表现在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推动机器与人「交流」的背后，是科学家们将人脑的认知技术运用于机器的研发过程。
作为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情绪」在婴儿刚出生时就已经具备，一种是恬静，一种是激动（兴奋），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分化出愤怒、愉快、惧怕、厌恶、嫉妒等复杂的感情。「有位科学家说，我们无法预测机器了解情绪甚至是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你怎麽想？」我曾经向研发Watson（与人类对话的机器人）的IBM科学家提出关于「情绪」的问题。「电脑可以透过观察人类所运用的语言、面部表情、手势等，部分地理解人类的情绪，但是很难说机器可以体会到同样的情绪。这很难，理解情绪与体会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如同科学家的观点，机器能够轻易地说出「我爱你」，却不能体验恋爱中「怦然心动」的美妙感受；能注视一个婴儿，但代替不了妈妈看孩子的眼神。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情绪互动，正是双方达成彼此体会的共情能力。在实现共情的道路上，共情式的提问则为人际交流推开了一扇更为通透的窗。
作为「人」的真实：互惠
罗杰斯：你在笑什麽？
吉尔：你的眼睛在发亮。（两个人的笑声）
罗杰斯：你的眼睛也很亮。（笑声）
格洛利亚：我想我爸爸不会像你这样跟我谈话。我的意思是，我想说：「上帝啊，你要是我父亲就好了。」
罗杰斯：对我来说，你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以上是来自《罗杰斯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Carl Rogers）一书中的两个案例，呈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来访者中心治疗」的典型场景，体现了罗杰斯本人与来访者交流过程中的核心理念「同理心」。而「同理心」正是「共情」在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名字。
同理心（empathy）最早是起源于希腊文「empatheia」，其中「em」就是进入（in or into）的意思，有进入别人的世界之意。 「patheia」是藉自拉丁文，和现在英文字「pathy」意思差不多，指情感和知觉，即进入别人的情感和知觉世界。同理心的真正意义是既同情又理解。相对于前人对「同理心」的总结，罗杰斯的「同理心」更趋于理性和建设性。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对他人的情绪和心境保持敏感和理解当然重要，但也要透过这个过程，将你所感受、了解的内容传达给对方知道，并能对对方的感情做出恰当的反应，透过彼此间的交流互应，使双方的心理感受进入和谐的共振。
建立「助益性的人际关系」是罗杰斯的交流之道，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现「以人（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观。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试图以一种戴着面具的方式行事，维持一种与内心体验不同表面的东西，毫无帮助，毫无效果」。罗杰斯将「坦率地、真诚地和诚实地交流沟通」视为「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形成双方共情的超凡力量。这种强大而微妙的力量在采访中的体现，肯‧梅茨勒教授透过以下一个经典案例给予了生动的证明。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在我所教的俄勒冈大学采访课上，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泼咖啡」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另外一位名叫安‧科里（Ann Curry）的年轻女士，她后来成为全国广播公司（NBC）驻纽约分部新闻部主播兼记者。为了完成一次课堂作业，科里采访了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女商人。在开始时谈话没有产生她所期望的坦诚。于是科里建议去附近的一个咖啡店坐坐。当她们肩并肩地坐在吧台前的时候，感觉到能够比较平和而自然地谈话了。接下来科里在用手势强调一个要点的时候把咖啡给打翻了。她正在为大煞风景而感到懊恼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那位女士开始比较真诚地谈话了。科里的失态反倒使这位女士放下了她尊贵的架子。一瞬间两位女人开始侃侃而谈起来。
「泼咖啡」的故事刻画了人性中某些不可预测的、出乎意料的成分。肯‧梅茨勒教授特别指出：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两个事实。一个是，如果你需要的是坦诚⸺是人性化的反应，而不是有防御倾向的夸大和虚假的外在敷衍⸺那麽就尝试在对话中暴露一下自己。另一个是，为了追求采访技巧的完美而做的努力，往往容易破坏采访的坦诚性。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给予，而不是单向地索取，是提问者在沟通中必须知晓的分享原则。所谓交谈，不只是一问一答。如果你自己的事什麽都不说，却一个劲儿地对对方的事刨根问底，到最后对方不是烦了就是怕了。
这在小女生的聊天中体现得最明显。一个小女孩常会对另一个说：「我都跟你说了，你还不告诉我啊？！」对她们而言，分享秘密是友谊和信任的黏合剂。而在成人世界里，如果刚认识就分享秘密，大概会被看成有病，但适当透露自己的感受和观点，通常被视作是深入谈话的邀请。当我采访「虎妈」蔡美儿时，一进入正题，我就以一个妈妈的身份「抗议」，因为她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好像华人母亲都是虎妈似的！蔡美儿睁大眼睛，忙不迭地摇着手，说自己的书显然被过度解读了。于是这次采访就在观点的碰撞中进行下去——
杨澜：与女儿因为弹钢琴的事吵完之后你做了什麽？
蔡美儿：太糟糕了，我哭着跑出饭店，一直跑到莫斯科红场。那个广场巨大，也许像天安门一样。我跑啊跑，疯了似的，哭着想：「我该怎麽办？」当我跑到头的时候，我又掉头跑回去了，我没地方可去。
杨澜：无可逃避，是吗？一旦做了妈妈，就无可逃避，你就总是不得不回头。
蔡美儿：没错，同时我又想，也许我犯了错，这不管用了。这种方式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不起作用了，所以我的确觉得应该放弃某些东西。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改变方式，我也许会失去女儿。所以，对我最重要的事是和女儿保持亲情，和她们亲近。就在那个时刻，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倒不是彻底改变，我还是很严格。
虽然采访的主题是把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以及社会对母亲的评价标准进行对比，但我的定位是与蔡美儿一样的「妈妈」角色，所以我在提问中「一旦做了妈妈，就无可逃避，你就总是不得不回头」的情绪分享，时常与蔡美儿发生着共情，也促使她的回答更具一位妈妈的真实感受。
什麽是真的东西？
如果有人问我：你怎麽知道这些话是真的？
我只能说，这一定是交流双方产生共情后的直觉，一种来自人类的共同抵抗无常命运的真实感觉。作为访谈节目的提问者，我更希望将这种你我之间的共情最大化，与其他遭难的、孤独的、失意的或者狂傲的人产生更广泛、更深度的共鸣。这也正是共情式提问带给专业访谈者的满足感。
提问者的共情式分享，表达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是对深入谈话的邀请，受益的是交流中的双方，正所谓采访中的互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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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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