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1927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在上一篇中，我们了解了叔本华对于审美的态度。在本篇中，我们将分析王国维（图一）的诗意境界，他将叔本华对于审美境界的分析转化，对不同宗教的文化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王国维的诗意境界

王国维转化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思想，来做中国文学评论，开启现代文论的先河和古代中国的审美之路。他最早的文学评论代表性作品是《红楼梦评论》，是现代红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文论而非中国古代的文学点评。 

而王国维之所以选择《红楼梦》（图二），余老师认为还是与叔本华有关。叔本华推崇悲剧，而王国维也将《红楼梦》解读为悲剧，比如他将“宝玉”的“玉”解读为“欲望”的“欲”，而这一解读就是对于叔本华哲学的套用，其结果就是《红楼梦评论》多处解读显得牵强附会。

而在《人间词话》中，我们发现王国维不再是简单的套用叔本华的思想，而是进行了更多转化。他提出一个重要论断——“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然而争议在于他在这两者之间划分了一个等级，即“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

所谓“无我”，并不是说没有主体，而是人与物融合为一。“有我之境”也不只是“有我”，而是“物我”之间有一种悲剧性的张力甚至是冲突。在叔本华的审美状态里，谈的正是“我”的志失，是沉浸在直观中乃至一切个体性的遗忘，而这才是审美境界的一个基本要求。 

叔本华论诗的主观与客观

叔本华认为“表出人的理念，这是诗人的职责”，“诗”是广义上的一种文学，是更深刻的认识。他将诗分为：抒情诗、戏剧、史诗，其中抒情诗是最低的，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在戏剧里几乎没有主观的痕迹，戏剧是客观的，地位最高，而戏剧中悲剧的地位最高。悲剧以人类的苦难为主题，一方面它暗示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性质，另一方面它还指向世界周围意志及意志的否定。

余老师提出，中国文学的传统自始就是抒情的传统，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我们有的是《诗经》（图三）。基于对叔本华理论的学习，王国维一直想在中国文化里找悲剧，挖掘西方意义上的戏剧。 

美育：打开传统文化的精神钥匙

有关于“美育”的论点方面，王国维在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德育与知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于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

对于现代人来说，美育也是一把打开传统文化的精神钥匙。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谈到，“庄子不是以追求某种美为目的，而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图四）中国艺术在根本上追求的是一种朴素寡淡的美。“逸格或平淡天真之美，始终成为中国绘画中最高的向往，其渊源正在于此。”

余老师认为可以结合王国维和徐复观两人的说法，找到美育在当下除了纯粹快乐外的另一种意涵，即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