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勤耕享牲—汉代玉牛
在汉代，牛的作用非常广泛，是同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家畜，其功用涉及农业、运输、祭祀、食用等诸多领域，可谓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动物。首先来看农业，牛耕在汉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赵过对农耕技术进行了推广，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当时的耕作方式为「藕犁，二牛三人」，在犁地的过程中使用二牛、一犁，三人的操作方式，其中一人牵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这种方法用力少而功效大，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采用，而这其中牛就是农业增产的主要功臣。其次，牛车是贯穿两汉一直影响至魏晋的重要交通工具。牛车在汉代已经较为普及，牛车具有承载量大、速度平稳的特点，多被用于运输货物和粮食作物，相对来说等级较低，仅贫者及商人乘坐。但在汉初，由于政权刚刚建立，各方面物资匮乏，连诸侯也需要乘坐牛车，《史记》中记载：「诸侯贫者或乘牛车。」随著汉代经济的逐渐恢复，牛车随后又成为了等级较低的交通工具，当时一辆牛车值钱千两，而马拉的最简易的车也价值一万，牛车的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到了东汉晚期，特别是灵帝、献帝时期，牛车又得到了上流社会的青睐，至魏晋时期牛车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世族高贵身份的象征。除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作用之外，牛也具有一定的超现实意义，它是祭祀中经常被使用的一类牺牲，除了常规的祭祀之外，牛还被指定用于祭祀「阴阳使者」。
由于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在汉代的艺术品中找到大量的牛的形象，河南及山东的画像砖中经常会出现以牛为主题的图案；陕西兴平豆马村也出土了汉代的牛尊。此次「传统与创新」特展中则展出了多件汉代圆雕玉牛，他们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扭曲生动极富造型张力；另一类则呈静态跪姿，神情憨态可掬。首先来看第一类（图1），此次展出的这一件玉牛可谓是同类中的精品，其整体选用青黄玉料制作，由于长期埋藏地下产生了一定的白化现象，又经过后世收藏家的盘玩，导致表面部分白化区域转变为深褐色，且呈现出柔和的光泽。玉牛整体极富动感，其左前腿贴于腹部，全身仅靠三足支撑，身体扭转回首，再加之周身刻画出的肌肉线条，一头气魄雄健、斗志昂扬的公牛随即跃然眼前。这种颇具野性的牛在汉代应该不是农耕或运输所用，而是被用在流行于上流社会的斗牛、牛戏之中。通过图像的对比，我们发现馆藏的此件玉牛和南阳地区出土的「斗牛图」画像石中牛的动感形象颇为相近，故推测其为斗牛的可能性较大。展出的另一类玉牛与这件「斗牛」风格迥异，以这件玉牛为例（图2），其姿态被限定在长方体的玉料之内，四肢跪地，神情安逸静穆，似在休息，此件展品同陕西蒲城贾西乡出土的玉牛较为类似。
二、飞骥佳乘—汉代玉马
相比牛而言，在汉代马的实用功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及作战方面，同时马也具备一定的非现实功能。和牛车一样，马车也是汉代较为常见的，所不同的是使用马车则一贯是高等级群体所享有的「特权」。除了马车本身种类繁多以外也有优劣之分，相传早在战国时期伯乐就写成《相马经》一书，用以评判马的好坏，但是目前没有可信的今本流传于世，而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达五千两百字的《相马经》残本，则增进了世人对汉代「相马」的了解。此版本的《相马经》以马的头部特别是眼部的特征为主要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在汉代很多以马为主题的文物中可以发现一定的呼应关系。例如震旦博物馆此次展出一对玉马（图3），眼眶较高，鼻孔稍大，两耳间距很小，颈部粗壮结实，四肢膝头圆如团麹，这些都同文献中良驹的特征暗合。
除了用作交通工具之外，汉代还有一类存在于神仙信仰中的天马，此种天马可以游历天极，骑上它便能够飞升成仙。当时相传，大宛所产汗血宝马就是天马同普通马杂交所生，因此求仙若渴的汉武帝笃信在大宛的宫廷内部一定囚禁著真正的天马，用以繁殖汗血宝马，屡次想以重金换取天马，但终究未果。无奈之下，便对大宛发动了战争。天马形象在汉代的文物中也较为多见，例如出土于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中的「羽人驭马」玉器，以及东汉时期在画像石、画像砖上出现的部分「车马出行图」均可看作是当时世人对天马的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