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讲座回顾主要论证了印度佛造像的起源问题，何志国老师认为印度早期佛造像应起源于秣菟罗地区，而犍陀罗等地的造像则多受其影响。但老师也指出，在佛造像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影响并非一直都是线性的、单向的。本期回顾将分期比较秣菟罗和犍陀罗佛造像的艺术特徵，试图理出它们的交流脉络，并分析其对中国汉晋佛像的影响。

印度早期佛像的分期与交流

贵霜王朝时期是印度佛像的大流行时期，如果将这一段时期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观察和剖析这三个阶段中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各自的特徵，则会发现明显的互相交流的痕迹。

首先，这两个地区佛像在早中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同的轨迹，即造像眼型的变化。早期佛像双眼圆睁，中期的佛像眼睛处于半睁状态，晚期的佛像眼睛大体上是向下看，低垂双目，乍一看有如闭眼，充满禅定意味。

再分别来看，在贵霜王朝早期（西元1世纪），秣菟罗造像圆脸圆眼，呈现出典型的南亚人种的特徵。结合秣菟罗所在的中印度地区较为炎热的气候特点，佛像通常都身着透明袈裟，袒右，并采用当地的红砂石作为主要材料（图一、二）。

而位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的佛像则深目高鼻，八字胡，呈现出今巴基斯坦地区当地人种的特徵，且由于气候寒冷，佛像多身着较为厚实的通肩袈裟，衣纹呈U形平行。同时，早期犍陀罗地区佛像的项光较大，有的项光边缘还装饰有莲瓣纹。佛像姿势则是如前文所说，由秣菟罗地区民间诸神的形象一路演变而来（图三）。

到了贵霜王朝中期（西元2世纪），秣菟罗佛造像虽然面部特徵大体上继承了早期的风格，但在服饰上也出现了通肩袈裟、U形衣纹，这显然是受到了犍陀罗早期佛像的影响（图四）。而犍陀罗地区的佛像脸型也趋于圆润，可能也受到了些许秣菟罗地区的影响（图五）。

贵霜王朝晚期（西元3世纪），秣菟罗的佛像出现了程式化的平行右撇衣纹表现，且项光装饰繁复，出现了莲瓣纹、联珠纹等装饰，与犍陀罗地区造像的艺术风格有着密切关联（图六）。相应地，这个时期犍陀罗地区佛像出现袒右的风格，而袒右薄衣甚至类似裸体的风格是秣莵罗的传统，说明秣菟罗的风格也渗入了犍陀罗的造像之中（图七）。

汉晋佛教偶像及其来源

西元一世纪，佛教除了在印度本土广为流行之外，也传入了中国。对于中国汉晋佛像的风格来源，何老师认为是杂糅了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佛像的风格特徵。

从地域上来看，中国汉晋的佛像在长江上游地区，今四川、重庆等地以东汉摇钱树为代表。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纪年佛像是丰都延光四年（125年）佛像（图八）。这件小佛位于摇钱树的树干之上，袒右，右手施无畏印，圆脸大眼，双眉，与秣菟罗早期佛像存在相似之处。同时，其高髻的特点则是来源于犍陀罗佛造像。再看这尊绵阳双碑崖墓出土摇钱树干佛像（图九）

它的面部既有秣菟罗的双眉特点，又得见犍陀罗的八字胡，充分印证了长江上游早期佛像对于犍陀罗和秣菟罗特徵的杂糅。

情况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有所不同。当地佛像的载体非常多样，主要有七种：鎏金铜牌、釉陶、铜镜、陶瓷器、魂瓶、画像砖和金银戒指。这七种载体出现的最早纪年集中在西元260年-288年之间，如最早的纪年佛像镜——江西靖安「太康九年」（288）墓出土佛像夔凤镜（图十）

最早的纪年魂瓶佛像——南京江甯区上坊出土的凤凰元年（272）铭魂瓶佛像（图十一）等。

这些纪年造像皆晚于康僧会「设像行道」的「赤乌十年」（247），很可能是受其影响的产物。康僧会是东吴时期西域康居国的僧人，以佛像传播佛教，因此，吴晋佛像主要继承了犍陀罗佛像的特点，秣菟罗的元素较少。这些小小的佛像藏身不同的载体中，也因此在风格上有些许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它们造型古朴稚拙（图十二），可见犍陀罗风的通肩袈裟、U形衣纹等特徵，是为长江中下游吴晋佛像大致特点。

综上所述，何志国老师认为印度早期佛造像起源于西元1世纪早、中期的秣菟罗地区，其风格特点、表现手法与巴尔胡特佛塔、桑奇大塔雕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杂糅了当地民间神的特徵。而犍陀罗地区的佛造像在时间上略晚于秣菟罗，且受其影响。在西元1-3世纪印度佛像大流行时期，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相互交流的迹象。自西元1世纪佛像传入中国后，不同地区的造像呈现出了各具特色的面貌，综合来说，秣菟罗和犍陀罗的佛造像艺术对中国汉晋佛像都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