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起源在相关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由于早期对佛造像的发现发掘缺乏科学完善的方法论，且印度本身没有历史传统，缺乏足够的、可靠的文字史料记载，所以如今对于佛教造像具体起源的时间和区域，讨论和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十月九日，来自华师大美术学院的何志国老师带着他的研究成果，来到了震旦博物馆，与我们共同探讨了印度佛教偶像的起源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印度早期佛造像起源的论证

佛造像并非随着佛教的诞生而一同到来。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以象徵为主，以法轮、莲花、脚印、佛塔等象徵物表示佛的存在，闻名遐迩的阿育王石柱便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产物（图一）。到了约前2世纪的巽伽王朝，巴尔胡特佛塔的围栏上（图二），以及前1世纪的桑奇大塔的门栏上（图三），出现了夜叉神及力士题材的人物雕刻（图四，见P46）

而到了西元1世纪中偏后阶段，犍陀罗地区斯瓦特的布特卡拉地区出现了年代明确的佛陀造像。该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彼此之间具有清晰的地层叠压关系，且每期都有不同时期的钱币出土，其断代相对可靠。在该遗址的第三期，佛塔塔身石刻栏楯上面出现了大量的佛传故事雕刻，佛像首次出现其中。可以说，布特卡拉整个遗址几乎是完整呈现了佛造像由无到有的过程（图五见P46、图六见P44）。

但是，布特卡拉遗址出土的这些拥有平行衣纹、八字胡的所谓「线刻组」的雕像（图七，见P46），一定是最早的佛造像吗？

秣菟罗地区出土了这样一件塔身围栏残件，上面雕刻的内容是演绎自经典佛传故事的《四大天王奉钵图》。在横栏靠近中间的位置刻有一尊小佛端坐在须弥座之上，呈现右手举起，左手置于膝盖的姿态（图八）。

何老师认为，这样的围栏残件及其相似件代表了秣菟罗早期的佛造像的特点，且在时间上应早于布特卡拉遗址的线刻组佛像。

考古学上有一种断代方法，被称为「桥联法」，即若有两件年代确定的文物，而第三件文物在形态演变的逻辑关系上处于二者之间，那麽这件年代待定的文物则可以自然而然地断代在前两件文物之间的时代。从人物造像和整个建筑的位置关系来看，桑奇大塔神像雕刻位于塔门和立柱之上，而布特卡拉遗址的线刻组佛像出现在了塔身的围栏嵌板上。何老师认为，这之间的演变还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秣菟罗出现在塔门门栏上的佛像则很好地填补了佛像从无到有，位置由外及内的逻辑空缺，故根据桥联法的原则，秣菟罗早期佛像应晚于桑奇大塔的神像雕刻而早于布特卡拉遗址的线刻组，约在1世纪早、中期，是为最早的佛造像。

从图像志的角度上，有更多的事实可以辅助印证这个结论。从巴尔胡特（前2世纪）到桑奇大塔（前1世纪），到秣莵罗再到布特卡拉，遗址出土的佛像均首先出现在佛传故事中，且拥有相似佛传故事题材、类似的构图、相似雕刻技法的演变轨迹。例如，同一佛传故事题材「三道宝阶降下图」在几个遗址中都有发现（图九）。

在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遗址中，佛像尚未出现，而分别以脚印和菩提树象徵佛陀，到了西元2世纪的秣菟罗及2-3世纪的犍陀罗佛传故事中，佛像才出现（图十）

且构图由繁到简。而不同题材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不同遗址之间的变化和传承关系。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的「礼拜菩提树图」构图十分的繁密，而1世纪的布特卡拉的「太子决意出家图」也用了类似的繁密构图，一反犍陀罗雕刻疏松简洁的风格，显然是受到了影响（图十一）。

同时，从秣菟罗到犍陀罗，早期佛像雕刻技法经过了从浅浮雕到高浮雕的演变。

另外从细节来看，会发现秣菟罗地区早期佛造像的姿势都相对统一，即前文提到的「右手举起，左手置于膝盖」。而这样的手势和姿态事实上也是当地民间诸神的共同造型特点，具有一定的原生性（图十二，见P46）。这种姿势也对布特卡拉等斯瓦特地区佛像产生了影响。以上诸多事实都显示了这些地区的佛教艺术拥有着一以贯之的演变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