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力强盛，对外采取开放态度，尤其重视西域的经营与海外贸易，中外交流十分密切，许多来自波斯、粟特、大食、突厥、天竺及回鹘等地的异国人士纷至沓来，定居长安与其他城市。

异国人士带来他们故有的风俗习惯与器具用品，在唐代社会掀起一股「胡风」的潮流，为传统工艺美术注入新鲜的养分，陶瓷制作也不例外，本文即从外来造型、外来纹饰、外来音乐、丝绸之路及妇女开放等方面，介绍唐代陶瓷里的外来文化特色。

一、外来造型

外来造型的影响主要来源为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金银器在中国本地的发展始见于商代，以小巧简单的装饰品为主，其后逐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制品类和制作技术皆大幅成长，并且出现佛教艺术元素与西方国家的金银制品。

到了唐代，中亚、西亚及东罗马的金银器纷纷输入中土，带动唐代金银器的进步，也产生许多模仿金银器的陶瓷品类。例如图一为唐代的绿釉高足杯，此器的口沿微歛，器壁圆鼓，腹部略深，底下具有高足，足底呈较厚的圆形，边缘上翘为浅碟状，杯身以压印的圆珠纹为饰，表面施绿釉，釉彩流动大，形成深浅不一的变化。

此类具有高足的杯子并非中国传统的器物，而是属于古罗马、中亚地区金银器形制，辗转传到中国后，被唐代匠人所模仿，以泥土制作，在造型上有敞口、歛口、深腹、浅腹之分，表面施绿釉或白釉，呈现外来的风格。

其他如唐代的陶瓷带把杯、海棠杯、凤首壶、菱形盘及薰炉等等，也是模仿西方金银器的品类，造型皆有浓厚的异国风情。

二、外来纹饰

唐代以前的陶瓷器，已经有来自西方的莲花、卷草及联珠等纹样，到了唐代，受到外来金银器的启发与外销市场的需求下，产生海兽葡萄、宝相花、娑椤树、椰枣、狮子、摩羯、浮图、奔鹿及犀牛等纹样。

例如图二为唐代的三彩宝相花盘，此器的口沿往外翻折，器壁以圆缓的弧度向下收窄，盘内用印花技法制作凹凸相间的宝相花轮廓，再施加褐色、黄色及蓝色等釉彩，低温烧成三彩宝相花纹。

此类纹饰在金银器上用錾金法制作而突出于器表，但在三彩器上则以印花法压印凹凸的花纹，或用贴花法制作花形泥片，再黏贴器表作为装饰，呈现外来元素与本土技法结合的特徵。

三、外来音乐

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各国的音乐陆续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音乐结合。到了唐代胡乐更加盛行，宫廷音乐里的十部伎、坐部伎及立部伎之部乐，大多属于胡乐或胡汉融合的产物，这种对胡乐的喜爱直接反映在陶瓷作品上。

例如图三为唐代的加彩胡人乐俑，四名男性乐手头上戴着幞头，脸型圆阔，深目高鼻，颏下留有络腮胡，身上穿着窄袖翻领上衣与长裤，双脚套着长筒靴，五官特徵与服装冠帽都是典型的胡人风格。四人手持答腊鼓、琵琶、排箫及钹等乐器，双腿交叠坐在小圆毡上，头部微微侧倾，神情愉悦的演奏乐器。

此类加彩乐俑大多呈现群体式的乐队组合，乐手身分有男有女，既有汉人也有胡人，使用的乐器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不难想像当时胡乐风行的程度。

四、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通道，自汉代开通以来，络绎不绝的商人、使节、军队及僧侣往来其间，推动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繁荣的景象如实呈现在陶瓷上。

例如图四为唐代的加彩人物骑驼俑，骆驼体型高大，昂首嘶鸣，向前迈步，背上驮负一名胡人，此人深目高鼻，蓄着络腮胡，头戴尖顶帽，身穿翻领长袍，脚上套着长靴，跨坐于驼峰之间，右手上举，作拉引缰绳之状，风尘仆仆的样子是沙漠行旅的写照。

此类题材有加彩器及三彩器，骆驼或坐或立，与胡人、汉人、妇女、乐手等人物相伴组合，以各种不同的生动形象呈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盛况。

五、妇女开放

唐代在外族文化影响下，礼教观念异于传统，妇女既有裙襦装的唯美形象，也有男装胡服的帅气打扮，可以读书识字，参议政事，亦可蹴鞠闹市，驰骋球场，与男子一样享受户外活动。

例如图五为唐代的加彩妇女骑马俑一组，二匹马儿向下俯首，跨步奔跑，体型健壮，肌肉结实膘肥。马背上面分别驮负一名女子，头发盘起，罩上头巾或冠帽，身穿窄袖上衣和长裤，右手举起做持杆状，身体微微侧倾，低头向下张望，呈现打马球的状态。

马球在唐代十分流行，不仅是帝王贵族的运动，也流传到民间，并有许多妇女参与其中，从她们身穿胡服男装、活泼矫健的身影，即可体会当时开放自由的风气。

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开放，乐于吸收外来文化，因此开创出雄浑大器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本年度的陶瓷专栏至此告一段落，明年将以宋代为主题，介绍两宋与辽金时期的陶瓷特色，欢迎旧雨新知继续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