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用佛足、法轮、佛塔等象征物来暗示佛陀的存在。一、二世纪的贵霜王朝开始兴起造像供养的风潮，形成犍陀罗和秣菟罗二大艺术中心，分别呈现西方雕塑与印度本土艺术的风格，到了四、五世纪的笈多王朝，造像风格经过南北交流后，发展出融合性的笈多样式，这些佛像艺术随着教义东传的脚步进入中国，带动中国佛像的制作。

一、外来性的风格

中国早期的佛像制作主要师法印度和西域的造像，其中以犍陀罗造像的影响最为深远。犍陀罗位处中亚要冲，曾被亚历山大远征军所统治，与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很深，所以该地的造像略带西方雕塑的写实色彩。

例如图一为犍陀罗的佛造像，此像以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制作，佛的双腿盘起，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的台座上，双手放掌于腹前，掌心朝上，彼此交迭为禅定印相，头部后方具有圆形的头光。

佛的头顶肉髻隆起，表面雕刻波浪式的卷发，脸部五官具有深目高鼻、双唇较薄的西方人特征。佛的体格雄健，身上穿通肩式袈裟，袈裟表面浮雕衣褶纹理，形象颇为写实，正是希腊罗马雕刻的风格。

继犍陀罗造像之后，融合了印度南北风格的笈多样式也传到中国，如甘肃省永靖县炳灵寺石窟遗址中，编号169窟的泥塑佛立像，头顶高肉髻，脸型方圆，细眉大眼，高鼻薄唇，身躯高大雄健，祂的身上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但是袈裟质感薄而贴体，衣纹线条整齐排列，呈现笈多样式的特色。

二、中土化的风格

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蓬勃发展，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麦积山石窟等大型石窟陆续开凿，造像手法融入中国本土的特色，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推动汉化政策，把南方的汉式风格带入佛教造像里，产生中国本土化的佛像艺术。

例如图二为北魏的佛坐像，此尊造像以石灰岩制作，佛的双腿盘起，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的台座上，右手上举，掌心朝外，施无畏印，左手朝下，掌心向外，施与愿印，背后有大型背光，背光上面阴刻头光、胁侍菩萨、弟子及火焰纹。

仔细观看佛的头部表现，头顶隆起高突的肉髻，脸型方圆，眉毛略直，双眼微张，向下垂视，鼻梁挺直，但不高耸，嘴角微微上翘，面容清秀，表情和蔼，显然已经是汉人的五官形貌。

佛的身上穿着袒右肩的僧祗支，腰间束带，外面披着袈裟，袈裟表面雕琢衣褶纹理，宽长的下摆顺着台座垂落而下，以阶梯式的形状表现层层相迭的衣褶，质感颇为厚重，此种「褒衣博带」式的服装为南朝士大夫的衣着特征，由此亦可看出佛像汉化的特色。

三、时代性的特色

中国佛像汉化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不断演变，在不同的时空里发展出相异的形体相貌与衣饰，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时代风格。

例如图三为唐代的佛坐像，此尊造像属于石灰岩制品，佛首顶上高突肉髻，身上穿着袒右肩式的僧祗支，外面披着双领垂悬的袈裟，两腿盘起，结跏趺坐于八角形的须弥座上，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放于膝上，身体后方有大型背光，背光残损，可见局部头光。

佛的脸型圆阔，双颊饱满，眉毛细而弯长，眼睛平视前方，嘴唇丰润，颈部刻画三道横向的弧形线纹。祂的肩部宽厚，胸膛厚实，胸肌大而突起，袈裟表面用浮雕阳纹表现衣褶纹理。

由于佛的脸部和胸部表面打磨细致，因此拥有肌肤般的弹性，突起的衣褶线纹如水波般自然流畅，如实呈现布料的柔软与多层次的垂坠感。写实饱满的造型兼具流畅自然的线条之美，正是唐代佛像的时代风格。

四、藏传佛教的影响

元代以后，佛教造像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整体形象上有很大的变化。

例如图四为明代的佛坐像，此尊造像为木雕作品，外表涂上金漆、黑彩及红漆。佛的头顶突起高肉髻，肉髻上方有顶珠，身穿袒右肩式的袈裟，双腿盘起，结跏趺坐，双手曲肘上举，拇指和食指轻捻，掌心相对，置于胸前，作说法印。

佛的脸型方圆，眉目细长，双眼向下垂视，鼻梁秀直，双唇轻抿，神情庄重柔和，是明代造像的特色。然而，头上肉髻高耸如锥形柱，袒身处露出胸乳，并非传统汉式造像的风格，而是受到藏式佛教美术影响的造型。

类似的影响亦可见于元明清时期的菩萨像里，使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内容更加丰富。

本年度的佛像专题至此告一段落，明年开始，本专栏将推出新的「文创系列」，用崭新的角度介绍古代器物的设计方法，欢迎旧雨新知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