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09 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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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践ESG 打造永续新商业模式

经济增长、社会繁荣进步的同时,也让全球付出代价——“气温持续上升、信任不断下降、价值体制崩坏”,企业为此背负着恶名,也饱尝苦果,需要新的经营模式来化解危机!哈佛大学教授韩德森,是当今研究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领域的权威,她指出,为了赚快钱,我们正在摧毁世界、破坏社会的根基。在整个系统分崩离析之前,我们必须跨越股东价值极大化的简单思维。”

 

谁说永续、获利只能二选一?韩德森以其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方面的严谨研究,加上过去15年来与NikeIBM、联合利华、沃尔玛、丰田汽车等多家企业合作的结果,找出可以在获利的同时也兼顾永续,并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负起责任,甚至可以赚更多的具体方法。

 

而身为个人,当然也能发挥影响、成为改变的力量。就从累积生活中微小的行动开始,包括:想想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力行地做对环境有益的事;把价值观融入工作中;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加入你认同的团体,为理念发声;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记得乐在其中。

 

我能做什么?”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无疑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很容易掉入一种陷阱,以为只有英雄才能改变世界。然而,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成功的领导者是眼见改革浪潮已风起云涌,于是顺势而为。黑人民权运动不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个人杰作,而是历经成千上万非裔和支持他们的盟友几十年的努力,大家不畏危险和艰苦,勇敢捍卫改革,运动才逐渐成形。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没有一手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在成千上万人参与、几百人丧命的五十年奋斗基础上,才一举成功。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开始在瑞典国会外面为气候变迁抗议的时候,只是一名十五岁的学生,她说,气候如果真的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为什么我们却毫无作为?一年后,估计有来自一百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六十万名学生走出校园,参加了全球气候罢课行动。我知道有一家跨国公司因此彻底改变了永续发展策略,因为员工都觉得公司的行为太愧对孩子。你可以发挥重要的力量,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以下一一说明。

改变世界的六个步骤

 

1. 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

你最珍惜什么?你愿意为什么而战?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不管选择做什么,都要符合你内心深处的内在价值。有一种寻找使命的途径,是反思当代的重大问题在你人生当中产生了什么回响,例如你曾经很喜欢一个地方,如今却遭到彻底破坏。有些人是为自己的孩子而战,有些人纯粹是被强烈的正义感驱动。

 

2. 现在就做点什么。

下定决心少搭飞机、少开车,或尽量只买善待员工的公司的产品。做好住家保温隔热,如果有可能,在屋顶上装太阳能板,或者向绿能供应商购买电力。计算碳足迹,估算自己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只要能力许可,尽量做出补偿。勇敢迈出第一步,许多事自然接踵而来。

 

3. 把你的价值观融入工作中。

创立一家怀抱不一样愿景的新公司。我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会议,会中大企业的主管们最后同意公司需要变革,决定性因素就是小本经营却充满热情的新创公司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诸如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和布鲁姆能源(Bloom Energy)这样的新创公司,让成千上万的人相信,再生能源和节能方案是有利可图的,因而开启整个崭新的产业。

 

4. 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倘若不先重建社会对各级公部门的信任,我们走不远。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有人可以理解企业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只不过外部经济需有合理的定价,企业力量也要有民主力量的制衡,社会才能繁荣兴旺。 

 

5. 采取必要行动。

设法提高公众压力是绝对必要的手段方式。找一个你认同、积极采取行动的团体,加入他们。有人会告诉你,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了,或者这行不通的,或者事情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但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事情有可能变得更糟。

 

6. 好好照顾自己,记得乐在其中。

不要用世界有没有被你拯救来衡量自己成功与否,没有人能拯救世界,每个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

告别股东价值的年代

 

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深蒂固地相信,企业唯一的职责就是创造最大股东价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许是推广这个观念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善用资源做提高利润的事。”从这个观点出发,不难看出为何有人认为关注长远目标或公众利益不仅不道德,可能还不合法,甚至是行不通。

 

毋庸置疑,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是无情的,衡诸当前情势,我们对股东价值极大化的执着极为危险。不只对社会和地球造成伤害,也对企业的健全构成威胁。图灵药厂(Turing Pharmaceuticals)炒作达拉匹林(Daraprim)的事件,就充分说明了我们不顾一切追求利润所付出的代价。

 

2015年9月,只有两项产品的小型新创公司图灵药厂,宣布将学名药(即过了原厂药专利期的药物)达拉匹林的价格从13.50美元调涨至750美元,涨幅超过五十五倍。达拉匹林普遍用于治疗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生产成本约1美元,没有竞争厂商,想买达拉匹林的人只能跟图灵购买。

 

此举引发媒体一片哗然,图灵执行长马丁.希克瑞里(Martin Shkreli)遭千夫所指,在新闻中宛如过街老鼠,人人都讨厌,他却毫无悔意。被问到会不会改变主意时,他回答说:我本来想把价格调得更高,我大可以调得更高,帮股东赚更多钱,这是我最重要的职责。”

 

我们都很希望希克瑞里是特例。他确实是个怪咖,目前已因欺骗投资人的钱入狱,但他赤裸裸地说出了企业唯一重要的事是尽可能赚更多钱”,这背后代表了什么?价格飙涨的学名药还不只达拉匹林。这种行为肯定是错的,难道剥削重症患者是经理人的职责?

 

企业是不是得坚守追求最高利润的责任,即便知道这几乎一定会对顾客、员工或整个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举例来说,自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来,全球化石燃料公司花了超过10亿美元进行游说,反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用游说来支持放任地球升温的做法,短期内或许能创造最大股东价值,但从长远来看这真的好吗?

 

商业世界的思维并非一向如此,我们对股东价值的执迷也不是从来有之。哈佛商学院第一任院长艾德温.盖伊(Edwin Gay)曾经说,该学院的宗旨是培养出用正当手段赚取合理利润”的领导者。直到1981年,商业圆桌会议还发布过一则声明,当中提到:企业与社会是共生关系,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对社会是否负责决定了它能不能长久生存,拥有既赚钱又负责任的企业,才有健全的社会。”

 

 本文出自:《重新想象资本主义》/天下杂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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